祭天是古人对自然及人类自身认识的一种反映。它源于生活,最初只是人们的一种崇拜行为。《礼记•礼运》曰: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，其燔黍捭豚，污尊而抔饮，蒉桴而土鼓，……”祭祀也是人类思维形成的结果,是随着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出现而产生的,它代表了人类最初的觉悟,是人类脱离蒙昧、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。中国古代祭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传说，黄帝时期就已经有祭天的行为。早期,人们选择自然高地举行拜祭上天的活动，后来才建造专门用于祭天活动的高台,称为祭坛,用以表达人们对上天的尊崇和企盼。《礼记•曲礼》即有“天子祭天地” 的说法。成书早于《礼记》的《大戴礼记》亦曰:“郊止天子,社止诸侯,道及士大夫，所以别尊卑。尊者事尊,卑者事卑。”在阶级社会里,统治者赋祭天以特有的含义,将其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,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正是由于祭祀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,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,因而被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君主奉行不辍,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,而祭天更是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,成为“ 国之大祀”。

        历史上,专门用于举办祭天典礼的祭坛被称为“圜丘”。西周以后,在中国逐渐形成以“礼莫大于敬天,仪莫大于郊祀”为核心的祭祀制度。《礼记》有云:“祀帝于郊,敬之至也。”故由周公所制定的“冬至日,祭天于地上之圜丘”的祭天制度为后来的中国历朝历代帝王所奉行,秦、汉以及唐、宋各个封建朝廷皆在国都营建祭坛祭祀,秦及汉朝初期将祭天的祭坛称为畤,西汉中期以后及唐、宋诸朝皆将祭天的祭坛称为圜丘。

有“五朝古都”之称的北京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“沮泽”, “沮泽”是当时燕国国君举行郊祀及游猎的场所。金贞元元年(1153年),金海陵王迁都燕京,改燕京为金中都。金大定年间(1161-1189年),金世宗完颜雍于中都城丰宜门南五里建郊坛,作为祭祀昊天上帝的场所。《金史•礼志》记载金郊坛制度为:“南郊坛,在丰宜门外,当阙之巳地。圆坛三成,成十二陛,各按辰位。壝墙三匝,四面各三门。斋宫东北 ,厨库在南。坛、壝皆以赤土圬之。”

        1279年,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统一的元帝国,建都于北京,称大都。1306年,元成宗于大都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坛,用于祭祀天地。元郊坛为三重圆坛,“地在丽正门外丙位,凡三百八亩有奇。坛三成,每成高八尺一寸,上成纵横五丈,中成十丈,下成十五丈。四陛午贯地子午卯酉四位陛十有二级。外设二壝。内壝去坛二十五步,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。壝各四门,外垣南棂星门三,东西棂星门各一。圜坛周围上下俱护以甓,内外壝各高五尺,壝四面各有门三,俱涂以赤。”西周、秦、汉、唐、宋诸朝及北京金、元两朝的祭天建筑，对明、清北京天坛的建造有着重要影响。明清北京天坛，正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历朝祭天建筑的基础上营建的。明清北京天坛规模宏大,它的平面设计、建筑布局、建筑技术及植物配置均达到很高的水平。天坛有着美轮美奂的建筑造型,幽深静谧的园林环境,天坛的祈年殿更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杰作。

      天坛是中国古代皇帝的祭坛,也是中国悠久的祭天文化的结晶,其宏伟的建筑、苍翠的古树、丰富的文物收藏，既记载了中国古代先民的企盼和希望,也记录了封建帝王的睿智、昏庸和腐朽。